间歇性信息焦虑

一个原本跟我差不多，对新闻原教旨的信奉有些痴迷的女朋友在武汉媒体只实习了一个月就因为失望而放弃。更有闺蜜在广州苦苦捱了数月，离开时骂声不绝。我想我了解这种失望，回到武汉，新闻系似乎到处弥漫着一种压抑而焦虑的情绪。三年的专业学习之后，初入社会就发现自己坚持和信奉的东西不符标准，而这标准是曾被自己蔑视和唾弃的娱乐化时，我能想象她们脸上的表情。

那么我要感谢南都，我是少数实习过后仍然热爱媒体不感失望的人之一。我幸运地在一个真正做纯粹新闻的媒体实习。

有些东西很宝贵也很脆弱，当这群曾经观点激昂、雄辩滔滔的女孩子开始穿上正装、描摹眉眼、打理头发，去参加跨国公司的招聘时，我看到那些我们原本精心饲育的理想主义在身体里死掉了。

班上已经有优秀的女孩子签了外企，不做媒体了。而在共同办一份报纸的那些日子里，她原本是我们的同行者。

这条路上的人会越来越少。元宝山三栋二楼的走廊空空荡荡。

女朋友说，也许现在最重要的是养自己，在这个吃人不吐渣子的社会活下来。

亲爱的，你忘记了我们曾经约定要为谁鼓与呼，要如何成为社会良心的另一面，要怎样尊重每一条新闻即使它明天就被人忘记。亲爱的，也许我们都没有机会进入南方这样的媒体，但请不要因为新闻洁癖就让理想死掉。

亲爱的，我难过了一整个下午，因为孤单。

那么，即使不走新闻的道路，也别忘了我们的传统，那些关于新闻的烙印。或许可以像范范那样，到最需要帮助的群体中去，用更长的时间做更深刻的调查，在体制外写下比深度报道更动人隽永的文字。是的，你得记得这传统，写字的传统，观察的传统，思考的传统，无论你最终是不是成为了某个朝九晚五的小白领。

其三  穷人与富人

胡润百富榜发布的时候，经济组的老师正忙着连线胡润并统计有多少个东莞富豪上榜，撇撇嘴说：东莞水深。东莞有太多的“隐形富豪”，他们拒绝上市和风险，往往从最初的“血汗工厂”捞得第一桶金后开始投资酒店和实业，赚得真金白银而不是虚高的股价。据说，厚街某刚刚去世不久的酒店主账面资产即可达800亿，而胡润统计出的内地首富不过借巴菲特的东风坐拥350亿。

老师说，去下面镇里随便瞧瞧，身家上十亿的一把一把。他们的子女早已送到国外接受正规的贵族教育，这些口含银匙出生的“富二代”热衷于风投、房地产、演艺界，又是一番与父辈不同的人生。

也是在这个城市，几乎每天都会有工人为了讨薪发生着极端的案件。断指、跳楼、杀人、自残……同学采访断指讨薪的保安，他来东莞十年，每个月保安公司只按照770元的城市最低生活保障支付工资，十年后，他的行李里面只多了一套保安服。

在那套陈旧的有中国特色的传统话语体系中，阶级斗争永远被提及，但是在现实的运作中，庙堂之上的意识形态失败得一塌糊涂。

所以有人说，中国人在失去信仰。

那么，尖锐的社会矛盾在这里上演并不奇怪。论坛和新闻跟帖里浓重的火药味是这个城市赤贫阶级的“仇富情节”。

有一个我十分喜欢的私人论坛，不偏激，但是很刻薄。令我感兴趣的是，在对胡斌飙车撞人案的讨论中，大家的观点几乎都集中于“可怜的孩子才开个不到百万的破车就被仇富的傻逼当成靶子有可能还会重判”。我在惊异于这种观点和大论坛的差异时，也不禁想到，也许这个论坛上聚集的就是一群平常人眼中的“富二代”或者“中产二代”。但他们对其他时事的评论生猛有趣，他们接受着最好的教育，享用了最好的资源，即使有点“富而骄”的脾气，也必然不是很多人揣度中毫无头脑的纨绔形象。

富人们习得更多的法律经济知识，成为这个社会的主流声音，而想讨薪的农民工，除了砍下自己的手指头，想不到别的办法。

其四 那些迷惘的年轻人

我有个70后表哥，当年出国潮的时候也惘惘然地跟着出去读书，归国后工作一直不理想，但即使在失业时也并不妨碍他穿Prada开宝马，他大约就是享乐主义年轻人的天然代表，透支+啃老组成了他们的生活模式。

年幼时和老爸出席各种饭局，总会听到这种消息：谁辞去公职在商海混出了名堂；谁一边从政一边搞起副业，赚到盆满钵满；谁南下了谁去西部了谁在折腾着一个大工程……那个时代的中国才真的是“冒险家的乐园”。

这些年有时候攒个饭局，一群年轻人往往聊的是房价、股市、创业受挫、老板刻薄、物价上涨、升迁不易……梦想这种词，在大学校园里提提都会觉得奢侈。海报栏常年被各色培训和健身房广告占据，告诉着行色匆匆的大学生们，这是一个推崇专业技能和美貌的时代。

中国的贫民窟里走不出百万富翁。30年前可以，现在已经不行了。年轻人必须接受失去梦想的残酷世界。

我采访过一些来莞打工十几岁的年轻人，他们背井离乡的原因几乎都是“家里已经没有田种了”，相比在工厂中一天工作12个小时，我宁愿相信他们归家务农会更舒服些。但是城市化的推进把他们逼入城市，没有技能和学历，只能从事着最简单辛苦的劳作。

和十几年前闯入城市的那一代人相比，他们野心不足，但也乐得潇洒快活，社会没法提供更多的途径让他们跃升到另一个阶层，他们就用自己微薄的收入企图和这个城市更加接近。他们染着各色头发，在廉价的酒吧里嘶喊、扭打、做爱、吸毒……他们不再寄钱给家里，而是抱怨父母“辛苦那么多年一点钱也没攒下”，他们看不到自己的未来更懒于提起。这是一种类似于绝望的狂欢。

礼拜六不出报，礼拜四晚上“南都记者”分类里的在线人数就成为了“0”。已经把实习鉴定表拿给老师去填了，似乎感知到这个城市这个办公室离我越来越远。“所谓南方报业，就是你离开了，却感觉从未离开的地方。”我知道这句话真tm矫情，但还是不争气地把头埋在那一大摞报纸中，全身没了气力。

四个月。我和这座城市。

南方日报60周年特刊08版的“从南方出发，南都无处不在”，那种缠绵的自恋和幽怨的自大深得我心。我不是一个严肃的人，却在一个板着脸的媒体实习，而且我很爱它。诸如M这样喜欢装北京大爷的人谈起来都是“你们丫那地方小报谈啥影响力，去就去中央主流媒体，那才能拿到牛逼消息。”

消息再牛逼，操作不好，也是烂报一张。

下午开评报会，各种辩论和讲述，应该是在南都听到的最后一次，我很感恩。也许今后都不会有机会再回到这里，当我离开的时候，身体里面就有某种东西死掉了。

当然，很多遗憾。没有做出“想象中的报道”是其一，实习逢国庆是其二。

噢，武汉。孕育了鸭脖子和热干面的武汉，没有理由不孕育我这个从南方归来的小实习生。东南门的熟悉生活最容易湮没理想，我得扛着这颗被新闻浸淫的小脑袋继续回去过我的日子。

然后，一定会间歇性信息焦虑。

你要坚信，你看到的不过是真相的一角。

其一  老兵

有两次从莞城的老兵家里走出来，那阔朗阴凉的老房子，配上硬木的长椅和茶几，有一种说不出的味道。公交车绕着运河慢慢晃，河边榕树伸出丰富的气根，热带明亮的阳光把人晒成金棕色，昏昏欲睡。公车上放着一首年代悠远的粤语歌，深情绵长，字字入耳。

老人是这个城市岭南遗风的坚定守护者。他们讲话的口音和语气总让我产生一种错觉：红红火火的舞狮场面，精武会、鸿胜馆，人们穿着黄飞鸿式的褂衫，彼此抱拳道贺，在祖宗祠堂跪拜下来，上一炷香，喜庆热闹。

那些老人舌头打结，含混而快乐地努力用粤语一字一顿把经历讲给我听，他们曾经因着那个时代的饥饿投军，那时候东莞还是满布渡口和码头的岭南小镇，很多人因为贫穷逃往香港。他们过分殷勤，煮淡绿粘稠的石榴膏给我吃，看到我对他的故事有兴趣，兴奋得手足无措。然而又被烙上了那个时代的政治敏感，说报纸上坚决不要提他也参加过国民党。

老先生因为老师把他写成“不死老兵”有些不高兴，反复跟我们强调他不是“兵”，他也做过班长。

事实上，在那个混乱残忍的年代，人如蝼蚁，不知为谁而战，部队被共产党收编更是稀松平常的事情，听说每个收编的士兵都有班长当，可以领导一干青壮农民，天晓得谁是人民的大救星，有饭吃，有衣穿，谁还讲究什么忠诚度？

前两天和饶兄争论对南方报业的忠诚度的问题，像他这种从《南方周末》开始，将全部理想和贞操献给一份报纸应该说无可厚非，我却觉得真正的独立知识分子不应该对什么报业忠诚，需要忠诚的只有自己的内心信念。嘴上懒得分辩，心里说，丫的，报纸不给你发工资看你忠不忠诚。

家里原本是地主成分的战斗英雄牺牲在朝鲜战场，他的家人会悄悄对我说，那笔抚恤金真是正当其时，不然土改过后“家里就要饿死了”“死得很是时候”，后来家中也正是靠着这笔钱东山再起，那种大历史环境下的凄惶无助令人动容。

这些，都不会出现在报纸上。

其二  诗人

你还能不能想起那个听着克莱德曼钢琴曲大声朗诵海子的年代，只需要几首诗，那高不可攀的圣洁姑娘就能伏在你肩头大哭一场。我不知应该用怎样的言语来描述当下这个复杂多变，价值多元，人心多诡的时代，那么看到有一群在工厂的机器的轰鸣声中作诗，偶尔会小聚彼此吹捧的打工诗人，你的脸上该是什么样的表情？

你看见所谓的“打工酒吧”里面的90后把头发染成各种怪异的颜色，在烟酒和性爱之间发泄着自己年轻躁动的生命；你看见催讨工资声称跳楼的男子迷惘的神情，他和妻子一个预备着跳楼，一个紧张地和工厂谈判，作为要挟，这个城市的生命并不值钱；你看见已经找到配对骨髓的白血病患者在剧烈的疼痛中等待死亡不肯服药，因为家中老宅已卖，母亲染病寄居别处，而聚集着数名富豪的慈善组织并不愿拿出钱来，那苍白瘦削的青年成了你的心病；你看见这里的旅行社动辄推出“酒店游”，展览着厚街如林的豪华消费场所，以彰显这个城市的逼人贵气；你看见年轻的母亲抱着混血宝宝费力地教他中文，宝宝吻在妈妈脸上发出“啵”的声响，那阳光旖旎的景象刺痛了你的双眼……

你看见很多东西，只是因为你不是瞎的。

但是很多时候你情愿你瞎了。

所以在文艺青年的冷嘲热讽到来之前，他们的矫情还是令我感到真挚。

公寓的窗子正对着一所小学，小孩子大多勤勉，每每等到课间操音乐大作我才睁开朦胧睡眼，看着穿白白校服的一个个小娃娃在操场上伸胳膊展腿，无端觉得00后的世界真是幸福。他们避开婴儿潮，口衔鼠标出生，天生资讯达人，老师是80后，基本没有受到意识形态教育的毒害——连课间操的音乐都是“嘻唰唰”。他们不再“向前看齐”“左右对齐”，而是凭喜好散漫地聚成一拨一拨，动作也不整齐划一，随意跟着节奏蹦蹦跳跳。

上个礼拜和一班小朋友去参加环保日，大巴上无聊，带队的中年叔叔提议大家一起唱革命歌曲，结果个个小脸上现出迷惘的神色，少年宫的老师解释“他们的班主任比较小资，从来不教这些东西。”有漂亮的三年级小姑娘主动为大家表演节目，用日语唱了一首动漫歌曲，下面不少孩子言语含混地附和，看来那是共同的喜好。他们迅速地接受好玩、醒目、新鲜的事物，不问缘由，比我们这一代更加自我。

东莞正在由镇街的各种工厂连接起来的“组合城”悄悄地向真正的都市转变，这个1200万外来打工者创造的富可敌省的经济奇迹，斥巨资整修城市形象，建立庞大华丽的中心广场，建筑窄小湿濡的岭南风情早不复存在，偶尔能寻到一星半点的老宅和祠堂，也即将淹没在城市化的洪流中。东莞，不知是即将消失还是即将被建立。

珠三角这样的城市还有很多，就像看到多米诺骨牌刚刚开始倒下的样子，如果全球化进展顺利，从这里辐射出去，它将是整个中国中小城市的前车之鉴。我用心观察这样环境中成长起来的小孩，眉目骄矜，神色固执，对电子产品有着超乎寻常的兴趣和自信。环保日，几乎每个孩子都拿着手机和相机拍照，有个看上去顶多四年级的小男孩，细瘦的脖子上挂了一台巨大的单反，专业程度不逊记者。

这是电子之城、食品之城、服装之城、情色之城，并且仍在成长，它从不甘于已有的定语。当然，这里也有贫困、杀戮、悲情和叹息，它们是每个城市转型成长不可避免的附骨之疽。

从北到南，几乎游历了大半个中国之后，对小孩们的神情颇有考究。在东北某个老工业基地，大人们灰霾阴暗地沉浸在往日辉煌的荣光中，麻将桌上噼里啪啦的洗牌声如诉如泣，这里的小孩梦想坚定，向往首都和公职，用功学习，仪态出色，缺乏野心。他们是没落国企最后的见证者，寂寞之情溢于言表。

他们都沾染上了城市的性格。

昨天在策划着毕业旅行。我从来不对风景古迹有太多兴趣，画片电视远比实景漂亮。我知识匮乏，感官迟钝，从未体味过“触摸城墙的沧桑”。让我痴迷的是人群，活在当下的人群，他们创造历史，他们不可重复，他们稍纵即逝。也许我会提起背包到城市中去，到村镇中去，听出租车司机讲八卦，听餐馆服务员诉苦经，去了解我所在的这个时代，我不认识的人。

在媒体中生活看得最多的就是聪明人。那些聪明的记者每时每处都要显示得自己比别人更精明，洞察力更敏锐，社会关怀意识更强烈。

我看不到对读者的尊重，只有智力的懒惰。

评论部每天阐发的言论都是聪明人的言论。每条差不多的新闻都能扯到自由和宪政，空洞毫无细节和血肉的言论和判断。我经常看到这样的社论，它得出的结论我完全赞同，但却无法在行文中找到有力的事实来说服我，读罢如鲠在喉。你看不到应当出现在其中的警觉和中立的态度。

聪明人卖弄聪明时就会显得蠢相。他们甚至不怎么读书。

我期望在这个媒体中看到充满生机的人文积淀和理性的独立判断，但是我只看到了新闻操作（这当然无可厚非）以及毫无技术含量的批量生产。当然，在这么一个奇异的时代，我们不断谈论报纸定位、版式设计、冲击力、社会责任、商业信誉、媒介经营……就是忘了怎么字斟句酌和文辞通达，或者，至少读起来不那么白痴？

我知道大部分记者都把读者当白痴，而且，他们确实是。但是，做着一份给白痴看的报纸，亏得你们也会心情舒畅。

      商业改变中国。来到东莞，你不得不赞叹这句话的正确。

      汽车一路开过，能够看到的基本都是各色工厂，人们裹挟着希望、疲惫和淘金的狂热来到这片土地，以不可思议的力量让这座小镇崛起。进入新城区，宛如看到立体的规划图，一栋栋漂亮的建筑寂寞地空在那里，待价而沽，而它们身后，新的水泥森林正在筑造。图书馆和体育馆都是气势恢宏的大手笔，虽然看上去空无一人。

      它就像所有过快富裕起来的城市一样，急于向外界展示财富以外的东西：品味、文化、精神状态。

      在中国，几乎每一个经济特区都经历过这样的成长道路——从混乱并蕴含着机会到商业规则的缓慢完善。这道路已经走了三十年，磕磕绊绊，为这个国家陈旧的习惯和沉重的文化不断作出牺牲。

      临时护板围起来的区域被称为“城中村”，这里有着新城鲜见的繁华。手机店里的男人高声谈论着昨晚的赌局，而外面飘扬的横幅正是关于“拒绝黄赌毒”的宣传。为我们带路的学长说，本地人已经很少工作，大部分靠收租就可以衣食无忧，在东莞，最值钱的资源是土地。这里建好后，应该是美丽而现代的文化中心。

      你可以直观地看到这个粗俗而充满活力的“风险社会”，各种肤色的人来来往往，成群的打工者从内地赶来，汽车站到处张贴着预防猪流感的海报，三两步就能看到醒目的房屋中介……

      一个城市未完成的状况总会令人激动，你知道你即将进行一场见证，而这个独一无二的历史阶段再也不会重复。

    前两天和一个自认为文笔很好的文艺青年聊天，在文艺话题上颇为投机，后来不知怎么，话题转向社会和政治，他便立刻装疯卖傻：“是么？有这么回事么？”“我平常不关心这些的。”“这种事情知道了也没意义吧。”“社会现实就是这样，我们改变不了。”

    犬儒的，冷漠的，悲观的，打酱油的，报纸只看娱乐版的，在大学的围墙里自给自足不问世事的，文艺腔调整个世界和他无关的青年，组成了沉默的大多数。沉默的困顿滋生懒惰，这种宁愿原地不动的懒惰让进步更显艰难。

    因为不关心，便毋需价值判断，因为“考证”效用最大，便盲目去补习班送钱，因为学得好不如嫁得好，便专心寻觅身家相配的对象而不是志同道合的伴侣，他们比若干年前的大学生更乖滑，却不再单纯。

    我上高中的时候选择理科只是为了逃避政治，不，不是觉得自己缺乏抗拒洗脑的能力，而是害怕看到那些人。他们可以大段背诵政治理论，却无法提出自己的观点；对一道题目下判断，做结论，务必循着规定好的思路和主义。相比之下，理科生呆傻一些却还是比较可以原谅。

    有时候会想，这些趋利避害结构简单草履虫一样的人，他们的人生真的很有意思么？还是说，我缺乏子非鱼的换位思考？或者，他们是出于恐惧？喂，你不是被告知出生在一个人民当家作主，人权状况是美国五倍的国家么？你内心的恐惧感从何而来？我的父辈，要求我关掉博客的父亲和寻一份安定工作的母亲，他们的恐惧感从何而来？那些一到“非常时期”就进入维护状态的网站的恐惧感从何而来？

    我告诉爸爸言论的尺度放宽了他为什么不信？高中的同学为什么一面抒发自己对这个国家的热爱一面争先恐后地出国？宽容、开放、自由，这些被中国知识分子呼喊了近百年的政治诉求，为什么还是令我们难以启齿？

    父亲是做医生的，他只看病人坏掉的部分，一心要将其补好，却很诧异我为什么只看到这个社会坏掉的部分，还妄想将其补好，他从来不觉得，我们在做一样的事情。因为恐惧。因为给身体挑毛病会招人感激，而给政府提意见会招人咒骂，我心里面明白，咒骂也是因为恐惧。

    恐惧，磨了这个国家的青年二十年，把他们磨成了瑟缩怕事的中年，我只是不明白，我们这一代的青年，为何生下来就恐惧？

2005年末读《我们有权知道真相》时，仅仅是因为它登上了青岛书城的畅销书排行榜。像大部分高中生一样，疲于应付考试，对未来和人生充满不确定迷惘感的十七岁少年，最容易被那些激烈的情绪化字眼所感动。现在还能断断续续记得上面的句子：“无限地逼近真相……这句话应该写在新闻的圣经上。”令人泪盈于睫。

17岁的时候谁敢说完全了解一个职业？我看父亲每日的工作不过是小心翼翼地划开病人肚子，收拾齐整再缝合起来。大部分人的人生尽是无奈琐碎的烦恼，和那个年纪的浪漫主义情怀背道而驰。而这本书却像是打开了通往另一个世界的门，充满乐趣和坎坷的道路，勇于冒险和牺牲的猛士，殉道者般慈悲高尚的情怀——靠不住的畅销书和电视剧做了多少不可思议的美化和神化——它们让我迫不及待地做出人生选择，把志愿表所有的格子填成“新闻”。

四年后我在“业务书”文件夹的深处再次看到这本书的电子版，心情已经不再激荡，那种反抗一切，质疑一切，务必追踪到底的信念甚至在学界也不被认可。但不能否认的是，正因为它，我曾经那么信仰过传媒的力量，仅凭少年的正义感和赤诚心。

这是一个太容易发表声音和作出价值判断的时代。人们可以不假思索地说出诸如“新闻都是公关稿，会计永远作假帐，医生就爱收红包”之类的话。可惜这三种我均有所了解的职业还真的不是那样，但也只能声音微小地抗议一下：“噢，是这样吗？”

这让我想起九十年代初，商业在这块土地上初次展现它宏大不可抗拒的魅惑，财富在进行着重新分配。父母的很多同事辞去公职进入商海，摸爬滚打一圈后，发觉利益链条的最高端往往是手握权力的那个人。彼时父母都很忙，只得将我带在身边，于是第一次窥见书本以外的成年人世界，就是从酒桌上的种种愤世嫉俗开始。那时节《废都》正流行，腐败是永远的话题，常见的段子是那种充满讥诮、玩世不恭的，朗朗上口又透着悲凉。我把所见所闻写到日记里，快乐模糊地觉得，相比同龄人，我更早触到了生活的本质。偏激的，粗俗的，纯粹作为情绪宣泄而失之清醒审慎的话语，是那个年代的标志之一。

十几年过去，市场也许更加规范，但制度的改革永远赶不上经济的发展，低效、繁冗、庞大的政府，须得用力推很久，才向前动几步，如若推得太急太用力，它还会担心到意识形态的层面去，倒退几步，举起大棒。这不能不令人焦虑，焦虑积聚到变为虚无，就开始产生新的段子。

而媒体，很不幸成为了段子的主角之一。

公正的监督都是扯淡，娱乐化和广告业才是正途；起先被当做宣传机器不信任，而后又被商业力量腐蚀，进行无数见不得人的交易；假新闻层出不穷，记者素质低下有目共睹……这个行业甚至无法吸引那些最具人文情怀的知识分子加入。

他们只是在谋生，他们没有信仰。

是谁说过的：“每个新闻人的额上都刻着公正，只有不断地叩首，才能把它刻在地上，所以，他们必是虔诚的圣徒。”

回望四年前热血沸腾的少年，她的梦想到哪去了？是终结于马列新闻的课堂上，还是在实习期第一次被塞红包？

我想念她。

大约是某纪念日要到了，网站又开始炒西藏的新闻，意为警示民众，勿忘国耻。而这个国耻又被安到懵懂冒失的法国人身上，不知会不会有新一轮的抵制法货行动。

一个饶有趣味的现实是，即使是“五四运动”那样的“觉醒时期”，抵制日货的青年人组成的反日协会仍会颇不理智地当街阻拦行人检查身上有无穿戴日产衣服。而销售日货的“不爱国”商人，更是会被处以高昂的罚款或投入这些最早一代NGO们自制的监狱。

四万万人一体同声，便已无所谓法律。我自此对舆论研究颇感兴趣，这种力量强大到军队也不寒而栗。若按中国人的个性，闹到这一步，便是天王老子也不怕，社会必然大乱，可那段时间并不如我们想象，即使罢课罢工罢市，市场秩序并不混乱，民族商人一边与欧美结盟，一边抚慰民众，并反复强调“抵制日货就是爱国”的理论，赚到盆满钵满。

有的时候想，民族主义真是个好东西，政府如若运用自如，对内可以转移视线，对外可以当做谈判的筹码，这每逢几年要爆发一次的抵制运动，让国民心态永远停留在“抵御外侮”上，可见这个孱弱的国家和茫然的国民并未有与之地位相符的自信。

在这个国家里，任何行为都可以上升到国家主义的高度。有女孩子谈了个外国男朋友，也要被指“目的不纯”，然而对方若是非裔或亚裔呢？那就更不得了，鄙视的言论十分由衷。日日血泪控诉自己在国外被歧视，不肯回来便也罢了，自己现又反过来歧视肤色更深的人。中国人的自卑和自大都很有趣。

一个民族企业家企图将自己的果汁公司卖给国际上另一家以出产软饮料著名的企业，立即被称为“卖国商人”，即使已经谈成了从未有过的高价，还是被政府禁止。而现在，是21世纪，距离1919，已过去九十年。

我不相信大多数民众有着“抵制某货”的觉悟，他们只是被不幸地裹挟在人群中，就像《林家铺子》里的小商人，只望偏安一隅，小心翼翼撕去日本标签再把货品放上柜台冒充国货。激进的总是知识分子和学生，他们有着天然反对一切的力量——在过去。这让我想起二十年前，那些曾经的年轻人，他们中的大部分并不知道自己要什么，又从文革时代继承了夸张的口号和简单的头脑，即使一片澄澈的赤子之心，也难免坏事。回顾那段历史，我们为其中失掉的几次有可能的改革机会扼腕叹息，而中国在经济急速发展和文化急速衰落中，又过了二十年。

二十年如梦。好在，以后，还有很多年可以用来改变。

    从当当订的书今天到了，迎头遇见唐宋，她便从我手中接过翻拣察看，半晌嘟了嘴：“并没有一本好看的。”豆瓣上有人发邮件给我，建议我读萨义德，于是便买了一批他的书，也难怪会叫人打呵欠了。

    其实，将大众传播作为心中宏愿的我们，最可怕的便是堕入对自身的不断否定以及理论和逻辑的钻研中。晚间吃饭与M笑谈：“大陆最被民众热捧的评论大约是大字报吧？”可不是么？言语通俗煽情，论调简单，流传又广，老年人也看得清楚。所以，十个社评家的长篇大论也不及龙应台一句“中国人，你为什么不生气！”愈要逻辑严密，讲话愈啰嗦，文字愈无趣。是的，无趣真是传播的天敌。

    这大约也是我厌恶辩论的原因——那些只除了无休无止地掉书袋和啰嗦之外，居然完全不懂得如何令自己生动起来。好在于社会无害无利，任由他们自己玩去罢，总要为青春期的躁动青年找点事做。

    大众需要什么样的文章？别的不讲，在校内看见学院派标题，若非自己的挚友，想去看看他又发了什么呆论，我断然会朝着“标记为已读”点下去。只有真诚柔软，态度平和的聊天式批评才会令人产生好感进而愿意阅读。报纸和鼠标都捏在人家手里，投其所好本来就是分内的事。

    我看到很多论坛在左右互搏，拼命想用史料和理论说服对方，染了辩论的恶习，却缺失了讲故事的能力。嘿，干嘛要说服对手？你花了大力气逐条读完那拗口的语句，再用更拗口的语言逐条批驳并洋洋得意，远不如讲一个故事，让“缄默着安全”的大多数明白你的意图，即使一百个人中有二十个喝倒彩，那又如何？总比你费心费力攻下那个针锋相对者有效率。你不需要很深刻，但一定要很有趣。所谓的传媒影响力，只取决于你说的故事能在大众记忆中存活多久。

    下午翻看着《人文主义与民主批评》，不禁轻轻叹气，萨义德，你真是一个好理论家和一个坏讲述者，不过没有关系，让我来学着讲故事。

我想起二猫刚从日本回来的时候，仍然对倭地魂萦梦牵，逢人劝说：“移民顶好还是去日本的。”小桃更甚，自台湾访问归来，便与我说：“他日若逢中台交战，教儿子想尽办法也要逃至台湾，思乡尽管思，只不要回来。”

假期的时候将一部关于朝鲜的纪录片与父母同看，美国记者千辛万苦拍摄的若干镜头，即使那解说有着另一个世界的意识形态，总还是分得清哪些是真实情况。至少，从中朝边境逃出来的朝鲜少女被卖至东北山中做新娘，安居乐业且感恩着，并不是新闻。看到上至耄耋老人，下至学步孩童，都跪在金正日照片下呼喊那相同的口号，父亲沉默了一会儿，道：“就像看见自己的昨天。”然后便是点住我鼻子教训：“你的情怀哪里去了？看他们的人权状况，岂不是比吾国更加不如？”

是的，正因为我们有那样的昨天，今日回味起来才格外有切肤之痛。正因为我们有那样的昨天，今日的“反动势力”才会格外关注我们的“内政”。你若从鼻子里“哼”出来，说：“我们是早已改了的，他们并不了解我们，再说恐怕多半别有用心。”那我也只能摊摊手，附和一下：“谁叫历史就是历史呢！”但若你说：“每个国家的状况有差，内政神圣不可干涉。”那我恐怕就要耸耸肩发表一番意见。

我时常在想，什么是国家？我们判断一个国家“好”又是凭借什么？比如二猫和小桃喜欢日本和台湾，那是很本质的天性，并不涉及什么家国情怀。环境优雅，文化浓厚，又有“这边”鲜见的自由，不向往才是不正常的。

因为要摄录，不得不陪M看了几场辩论赛，愈看愈摇头，头简直要摆掉了，横眉竖目杀气腾腾的小辩手一站起来就请教对方辩题中几个关键词的定义是什么。若不是顾惜手中DV，我很想站起来插上一句，定义是什么？定义靠得住么？主义是什么？主义也靠得住么？世界上本来就不存在真理这种东西，你们还要自以为是地对喷多久？看一场下来，只觉太阳穴疼痛，于是心中很怜惜M——他不只要一直听下去，结束后还要听我把他得意的小辩手讲得一文不值——唯心的，爱发牢骚的女朋友果然要不得。

又扯远了，提到辩论就火大，教坏聪明孩子，让他们视野狭窄，统统是它干的好事。

那么说到朝鲜，在一个制度不能保障而是去损害个人利益的国度，在一个一人“叛国”全家进集中营的国度，在一个酷吏横行人民尚且吃不饱饭的国度，来谈国家尊严？当政者倘若还有一点顾及国家尊严的心，都不致将国家变为世界公敌。所以我很怕听人说“祖国利益，高于一切”——那是我小学教室前面的标语。因为这么一个抽象的概念，这么一个我无法认同，也无法证明是否正确的概念，就要委曲自己的本意，放弃自己的权利，于惊恐之中成全某些人的理想主义？我说过，真正的理想主义者是像二猫那样，待己严，待人宽，执著而悲壮地固守着自己的思想，并毋需他人认同。相信人性本恶的我，断然不会产生理想社会到来的希望。

没有人说要照搬什么制度，什么主义。我望见中国，只如堂吉诃德望见大海，自知掌握的知识远不能驾驭这样一个浩大的命题，只愿从细微处着眼，推动一点，改变一点，让自己的无力感减少些。我们这些坐而论道的读书人呵，永远沉迷在各种概念和原理中掉书袋，其作用远不如走出去告诉一个蒙昧的人，他有哪些权利，其实可以过怎样的生活。

于是，我还是想做一个记者。

以藏羚羊之名

       ——浅谈中国媒体的舆论禁区

文/乔文心

《可可西里》不是纪录片，它只是一部电影，而且是一部主题先行，结尾具有“伟光正”特色的电影。

也许用这种生冷的口吻评价会让很多被这部电影感动的人感到不舒服，可是在中国这种舆论环境下，是不能允许出现类似《可可西里》的纪录片的，即使最终不得不定位为故事片，为了躲过广电总局的“剪刀手爱中华”，也要加一个光明的尾巴，阐明政府所做的努力。

电影只是故事，并且竭力让我们相信这只是故事。它浓墨重彩地刻画人性，当我们发现，盗猎者和巡山队员都有一个堂皇的理由——生存，那么这种社会矛盾就不仅仅是拘泥在环保上。藏区的生活是中国舆论的禁区，历史书上的寥寥数笔让曾经单纯的我们认为那里的人民和大部分人一样幸福安康，政治倾向鲜明，事实上，藏区的复杂远非我们所想。《可可西里》以藏羚羊之名掀起了西藏生活的一角，又飞快地掩上。用心的话，你能看见摄像机后面那个如履薄冰的导演。

电影尚且需要谨慎地避免戳到政治的痛处，更不要提新闻了。在中国，沉默的是大多数，能够发出声音成为舆论的是“代表人民”的媒体。虽然不知道是什么样的“人民”授予了媒体这样的权力，但是，不得不承认的是，话语权的掌握和政权的稳定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

在中国这个貌似“法制”，实则“党治”的社会，媒体被要求成为舆论的引导者，有太多的“潜规则”，首先要以“政治正确”来确保自身的安全，而这个“安全范围内的讨论”又是模糊的，没有规章和法律来界定。这让中国的媒体从业者须培养出与众不同的敏感嗅觉，报道可以深入到哪里，在什么时间段内可以有不同程度的“出轨”，政治的“宽松”到什么程度为止……都必须了解掌握。

比如08年“两会”期间，中宣部就当时宣传工作发出指示，详列二十多项具体内容，包括要营造迎接十七大的氛围，唱响主旋律；军队题材不能过分渲染武器装备；防止迎合西方的“中国威胁论”；不能宣传肯定私有制的言论；反右题材要淡化，原则上不提；坚持“反右是必要的，但被严重扩大化”口径；慎提“公共知识分子独立精神”等。本质上这种“工作条例”式的文件并不具法律效力，但是它至少传达给媒体从业人员一种政治讯息：此段时间内要注意舆论禁区。

舆论到底有没有禁区？在人们对舆论的讨论中，最主要的矛盾还是集中在舆论的本体到底是“意见”还是“态度”上，似乎舆论没有禁忌已经是毋需深究的“天赋人权”。舆论学本身进口于西方，这就牵涉到不同国家的政治文化差异。我们所说的普世价值中的“人权”是无论什么制度下都应受到保障的权利，而“话语”或者说“大脑”受到钳制的中国媒体在长期忽略“禁区”的情况下，很可能造成公权力的舆论失衡。

这种舆论形式的危险在于，当政治的扩大化宣传足以堵住所有意见，那人们只能在看似和谐的环境下身怀莫名的犹豫与不满足感。而在种种无力感之后，则会有越来越多的人因为无法改变而忽视舆论的作用。放弃手中的权利尤其是说话的权利渐渐成为这个时代的标志之一，虽然政策的决策者向来不遵从什么民意，但一味赞许放弃监督并不是绝对正确的开始。

如果政府坚信按照李普曼的“打击——反应”舆论学理论，假设公众不会寻求而只会接受信息，让舆论可控，把新闻传播者的主观意图加入新闻中的话，那么这种理论的缺陷就会暴露出来。例如在宣传国家主义的时候，由于个人的经历、心理、解读和文化程度的不同，会造成一部分“顺民”的积极学习和贯彻，同时也会遭到“精英主义”或“流氓主义”的反对。

在这个传播途径多元化的世界，真正完全可控的媒体存在，但真正完全可控的民众却不存在。

改革开放已经30年了，从30年前的两个“凡是”，到30年来的四项基本原则，虽然在以极其缓慢的步调开放着，但新闻自由、舆论监督、司法独立、政治改革依然是禁止公开自由讨论的言论禁区。如果对舆论不能提供足够的政治空间，则监督只能有名无实。直观简单的教化会弱智一个民族。

另，忽然想起与主题无关的几件事

Ps1：M总是喜欢用一个人的官话讲得如何来评价一个人的能力，而我认为不少官员都把讲一看就是愚蠢的话当成自己职场官场训练的一部分，他们也许和M想的那样，都是形左实右的体制内权力掌控者，但是但是，嫁形左实右的男人真的没问题么？

Ps2：文艺女青年都是反智主义者么？或者感觉主义者？如果是这样，我再也不说自己是文艺女青年了，连伪的都不是。

天天说新闻工作者是傻逼的文艺青年白菜竟成为了一名记者，这是多么令人竟无语凝噎的一件事啊！可见这个世界乱了乱了，文艺青年居然可以成为娱记以外的媒体工作人员，让我们这些根正苗红心怀理想的新闻人怎么办？

记者无拳无勇，有的只是手中一支笔（白菜还有摄像机），白菜说，正经学新闻的太冷静，没有悲悯之心，而事实上，只有悲悯之心是不够的。能够成为社会的第四权力并不是因为你的泪腺比别人发达，做记者是技术活，尽管大部分人不这么认为。

最有悲悯之心的是《知音》，不仅有悲悯之心，还有创造悲悯之心。所以，悲悯着悲悯着就成了煽情。我同意记者应该有职业道德，应该有良心，应该有社会观察者的敏感和锐利，但是，悲悯？我无论如何也无法想象扛着摄像机哭得像温/家/宝（居然也是敏感词）一样的白菜。

有一个记者朋友的留言很有意思：没事的时候你是“王”，有事时才发现自己“无冕”。事实上，选择什么样的职业都是生存之道，也没有什么职业的伟大之说，在没有制度保障言论自由的中国，真正的悲悯是无法守身如玉的。这些悲悯往往走错了路，要么被一小撮人利用，成了党要求的主流价值观《感动中国》，要么被一大撮人利用，成了真假难辨只为泪水作的《知音》。

悲悯之心人人有，无良记者特别多。

记者一旦悲悯过度，就会把自身的社会角色和职业角色混同起来，胡乱感动一番，更不靠谱的是，还会慨然地将各种责任揽上身，仿佛自己真的成了人民的代言人。哦，算了吧，你不能代表任何人，你的职责只是忠实地记录，静默地思考，完整地呈现。

唉，没办法，文艺青年不适合做记者，他们的价值观里只有爱憎，只会唱“祖国母亲不要脸”，却连政治形势都谈不明白，这是一种继爱国青年之后我发现的另一种单细胞动物。

我痛恨星期五。不是因为星期五要出早操，而是因为星期五出早操的人会把我吵醒。每一点最细微的光亮和声响都会把我从黑暗中惊起，更不用说整个元宝山三栋的人空隆空隆跑下楼。不知道这两三年我出操的次数加起来有没有五次，当漠视规则成了习惯而不是有意为之，那便是一种寂寞。大一的时候辅导员找我谈话督促出操，我对他说，我没法在清晨醒来。而事实上，我总是在一片喧嚣的星期五的黑暗中睁大眼睛，思考我为何如此孤独。

我是那样地容易愤怒。前天在超市里看到奶粉货架上零零落落昂贵的外国牌子，便又想谴责政府在这种状况下的不作为——你让那些只买得起毒奶粉的家庭如何度过这样一段艰难的时期？只能吃毒奶粉的国家，却也腆着脸说自己人权状况天下第一。按照惯常的模式，我又会翻出其他国家的危机处理案例和福利政策，写一篇讽刺与刻薄兼备的博客，但是在星期五的早晨，忧郁像水藻一样漫上来，批评问责变成了遥不可及的声音。是谁把我带到了这里？我是怎样变成一个一小撮青年的？

自己个性的突变会不会和幼年的记忆有关？生在典型的北方，接受典型的北方政治教育。我能清晰回忆起小学时的第一课，语文老师提出的问题是：你长大了要做什么？我不记得自己是怎么回答的，只记得标准答案是好好学习，报效祖国。老师叮嘱我们牢记这个答案，并表示下堂课还会提问——看，我接受的就是这样赤裸裸的效忠教育。那是1994年的秋天，黑板正上方悬挂着国旗，两旁的标语分别是“祖国利益”“高于一切”。那时的我混沌未开，眼神清亮，唯师长是尊，有着无所畏惧的天真纯朴，现在回想起来会莫名地心疼惶恐，我是多么怀念那个对世界不设防的小小女童。

在离开那所小学之前，我还经历了排练多次的班会和集体舞，所在的管乐队被借到各种会场迎宾，为迎接名目繁多的检查而进行的大扫除，见到督导时九十度的鞠躬……在十岁之前就精准地领略到各种极具中国特色的造假、官本位、面子工程……

报纸也是一样，我一度以为每天的报纸都是一样的，因为头版总是领导人笑眯眯地握手。

后来到了青岛，山东人的鲁愚憨直的顺民心态有过之而无不及。

我不知道这是不是“北方特色”，但是“到了北京向左转”却是绝对的政治正确，“向左”安全，已经是经过几十年政治斗争的人们的共识。仅从我认识的人中来划分左中右，确实可以基本得出“北左南右”的规律，包括各种“极左极右”“中偏左”“中偏右”“形左实右”“形右实左”。在我看来，南方孩子更懂得争取权利而不是隐忍。性格虽可由天定，政治倾向却一定是和教育有关，也许前一段时间北报和南报之争也就在这里——生存土壤不同，当然我看你是奴颜媚骨，你看我是阴谋颠覆。

高考的时候誓死不填北京的学校，让爸妈伤心了许久，我期望一路向南，期望自由的空气，期望制度化，期望效率优先。在高中时很看不起刘墉的那一套处世哲学，觉得与普世价值相背离，让年轻人失去热望，停止反叛，臣服于生活。学做奴才而不得的人，才会把刘墉奉为好老师。

         真理总是原地不动，只有当这个国家太向左的时候，手握真理的人才会状似站在右边，反之亦然

1、  十一长假让各位爱国青年心潮澎湃，神七上天，万众欢腾，但是，你可曾想过关注被毒水困扰的戈壁居民？

2、  钱永健捧得诺贝尔化学奖，自作多情的中国媒体立刻发掘他祖宗十八代和中国的关系翻起来做大标题，可惜这位严谨的科学家立刻表示自己不是中国人。科学没有国界但科学家有国界，请各位淫媒不要以为全世界都是中国人。当然，在yy之余也让我们对胡佳与和平奖失之交臂表示惋惜。好处是，中/宣/部（好讽刺啊居然也是敏感词）不必再发一次伤害中国人民感情的抗议了。在热闹的诺贝尔奖争夺战中，我们伟大的中科院不负众望，慨然夺得诺贝尔最佳搞笑奖。

3、  阎崇年老师被民族主义青年掌掴。民族主义长盛不衰是否意味着这个国家百姓的公民意识还处于幼龄期？当然，这是当局愿意看到的，无论何时，爱国主义和民族主义都是转移视线和矛盾的一个绝佳借口。这是野蛮的文明，需要鸡蛋、西红柿和巴掌。

4、  教育部继续发挥其愚蠢的本能，在向60周年长跑献礼之余，还要求高校思想必须与党一致。当然这在专政的状态下是可以理解的，教育部的伟大功能就是让你们把受愚弄当成一项政治任务来领会，把受愚弄当成共产党给你的恩赐，你要学会感谢我们对你们的愚弄，而不是对愚弄心怀不满。没有我们的愚弄，你们怎么知道并且能够深深体会自己生活在一个世界上人权最好的国家呀！

5、  我党强大。在内地司法立法行政一家还不够，又将魔爪伸向香港，虽是一国两制，仍要向曾钰成发去贺电，督促他和谐立法，不知将立法公正、司法独立和新闻自由信奉为真理的香港民众如何想。

6、  关于中国的民主向何处去的问题。连岳的文章在上个月引起网友共鸣，让我们坚信改变的可能性，“如果需要一百年，我们就花一百年。如果需要一千年，我们就花一千年。”

7、  图片旧闻一枚，史上最牛的门神

8、  关注台湾，关注另一位总统的国庆讲话，另附评论一枚。

最近大家都有些激动，连牛博上的五岳散人都爆发，就纳税人权益问题再次向政府提出责难。这也是牛博上的媒体人最喜欢运用的一种话语模式。这种说法在一小撮人中很是流行，虽然出发点很好，但是大棒挥起来，也要打对地方，这一点上我还是有异议的。

现在我们面临的问题不是说政府没有来维护纳税人的权益，而是根本就没有纳税人这个概念。在中国，由于历史的问题，一直都是政权的轮替来确定政府在谁手中，也就是说政府是原本就在那里的统治工具，不是民选的，这一点和西方不一样。而在政府的词典中，只有“人民”，没有“纳税人”，是“为人民服务”而不是“为纳税人服务”。人民呢，则是由政府可以规定的一个群体范围，只要政权认为你是“反人民”的，那么即使是纳税者也是没有权力享受各种利益的。而这个“反人民”的具体表现往往是“反政府”。

那么我们为什么要纳税呢？官方的解释是“公共利益”，但是这个“公共”的概念是很模糊的，比如军队受控于党而不是国家，这就使税收行为变成暴力统治下政府攫取的强制利益。从法理上说，纳税人便没有向政府要求获得正当权益的权利。也就是说，现在的纳税更像是缴钱给黑社会，是必须的，但能不能保护你就不好说。

散人对于政府“这次老子不认”的态度很值得商榷，对于一个足够强大的黑社会的统治，只有两种办法：要么彻底地铲除它，再公选出新的“服务公司”，照章纳税，同时享权；要么继续做黑社会的顺民，寄希望于它能偶尔保护你一下。

就是这样。你不能不认。

如果这个黑社会的“大哥”（俗称领导班子）常换常新，提出诸如“服务型黑社会”“建设和谐黑社会”等概念，并砍了一批收黑钱的小头目，是不是意味着他的“保护”会更上一层楼呢？等等，这场景何等熟悉，哎呀，这不就是CCAV天天播的清宫戏嘛！

黑社会或者皇帝都可能创造盛世，而任何民主胜利的取得都需要流血和斗争。如果人人都是经济学上所说的“理性人”，以自利行为假设作为前提，抵抗和顺服，哪种效用最大呢？显然不会有太多人愿意去推翻黑社会牺牲自我恩泽儿孙，因为这样做的成本太高，风险也大。尤其是这个黑社会已经建立起一套较为完整的体系，又有强大的军队来保证执行力。何况，当决策的动机和目标都是追求个人利益最大化时，就很难保证民主的胜利不会变成另一种专政。

废了这么多话，是否有真正靠谱的解决办法呢？80后90后的小朋友们，如果你们精神不够强大，意志不够坚定，对政治无兴趣，又对灰暗的环境倍感压抑的话，那么，出国吧，去过有保障的人生；如果你们立志改变体制，心中无贪念，智商又够高的话，那么，入党吧，考公务员吧，你们肩负着将脑残、傻逼、政治投机者排挤出党的重任；如果你们像我一样，既有着非党的信仰，又对自身能力有着怀疑和不确定的感觉的话，那么，说话吧，写字吧，思考吧，批评吧，世界不会主动变好，民智不会自然开启。

希望我们成为理想主义者，虽然在有些时候，理解比辱骂更让我不堪和绝望。

早上路过小树林时看到一位母亲推着宝宝慢慢走，那孩子大哭大闹，挥舞着小拳头，像在抗议全世界。小孩子的哭声特别可怕，会让人血压升高，脉搏紊乱。上次去医院时看到数以百计的妈妈抱着病宝宝等候于儿科，哭声震天，真是让人一秒也不想多待。

妈妈说：婴儿索命。这种生物让你心烦意乱又不能饱以老拳。并不是所有女人身上都能散发出所谓“母性的光辉”，这个社会并不会因为母亲的职能而宽容一个女人，相夫教子早已成为少数人的专利。怎么办呢，当你憎恨你的孩子？

当他们长成一只巨型绒毛玩具时，或许就不会那么讨人厌。可以灌输给他你的人生观，可以教他思考、判断、拒绝脑残——但在此之前，他是不是就只是个贪得无厌的奶水消耗器和噪音制造机？这些小恶魔吞噬你的精力，消磨你的耐心，尽毁你的前程——做母亲是完美的自残途径。

奶粉出事后有一部分人开始鼓吹母乳喂养，其实母乳喂养本身很好，就像制度本身很好但执行得如何还要看人。不是说母乳喂养好所以出现了毒奶粉就要怪罪到不用母乳哺育孩子的母亲头上，这是一个强盗逻辑。每个人都有选择哺育孩子的方法的权力，母爱无分多少轻重，每个母亲有自己的苦衷。所以制度执行得不好不能首先去怪执行者，要怪没有另一种监督执行者的机制，制度与制度之间相互制约，仅仅依靠法制而不是道德就可以让一件事情不致大错，这才是正常的。

于是又回到母乳喂养的话题上来，奶粉出现以前妈妈们也不会饿死自己的孩子，但为什么近些年的“奶粉儿童”数量大大飙升呢？究其根本，还是这个发展得愈来愈快，对女人的要求愈来愈高，性别愈来愈模糊的社会所致。制度不过是一纸空文，没有那个公司企业会耐心地给女人一个度过哺乳期的长假，教育费用日渐高昂，社会老龄化愈加严重，年轻妈妈们在多重压力下疲于奔命，孩子们不吃奶粉吃什么？

其实毒奶粉带给我们的不应该仅仅是对民族企业道德缺失的谩骂，对政府部门无耻背书的谴责，更应该是对制度的反思。在一个婴孩喝不到母乳的社会，在一个婴儿喝奶会致死的社会，在一个大部分人惶惶不可终日，除了担心房贷事业和股票套牢还要担心食品安全的社会，我们的目光，不该只停留在奶粉上。

小白菜大约十来天大的时候被M抱回家，肥头大耳，眼睛刚刚睁开，非常茁壮。M给它喝的是200多元一罐的全脂雀巢奶粉，它那时还不会自行舔舐，小腿软绵绵支撑不起肥嘟嘟的身体，M便用注射器喂它。小白菜是最早离开妈妈的，独立坚强，又天天被M用海飞丝洗得很飘逸，人见人爱。前两天看到三鹿奶粉造成婴儿结石的消息，我第一个反应是，怎么还会有三鹿这种牌子存在？

不管怎么说，小白菜虽然走了，虽然不知道是被哪个好心人收养还是变成了狗肉火锅，我还是可以很欣慰很笃定地说：它不会得肾结石。

三鹿这个牌子淡出我们视野有多少年了？至少我很少在商场超市见到它。这次出了这样的大事，国家忽地就要捍卫民族企业，“疑为投毒”了，很有一直以来不把人命当回事的风范。我不想谴责政府，不想谴责监管部门，更不想谴责企业。虽然他们都有值得谴责并且大做文章的地方。

我总是想起小白菜闻闻火腿肠就信步走开的样子，掺了淀粉的肉它并不碰。M对狗尚且如此，在独生子女政策下，孩子成为最宝贵稀缺的资源时，到底是谁在买三鹿的奶粉给自己的孩子吃呢？中国人的命一向不值钱，穷人的命尤为之甚，民族品牌在各种朝令夕改的政策夹缝中孱弱艰难地生长，很容易就变成了劣质品的代名词——我甚至不会给小白菜买这种奶粉喝。

这不是一家企业或一个城市的监管局的问题，而是一个行业和一种监管制度的问题。

据说三鹿奶粉卖得很便宜，在很多地区400g只要18元，而上次阜阳地区的“毒奶粉”催生的“大头娃娃”，其父母也一定是对廉价奶粉有着偏爱。谁都希望自己的孩子健康成长，小白菜喝着昂贵的奶粉，成长为一只活蹦乱跳横冲直撞小摩托车一样的超狗——它很幸运，很多中国孩子还不如它幸运。

价格可以成为衡量品质的标准，但是，当价格成为衡量安全的标准时，就太残忍残酷了。三鹿停产了，不是说中国的“黑食品”就消失了，不是说中国的地沟油、苏丹红、瘦肉精、漂白粉、甲醛就再也不会在食品中出现了。父母没有能力购买昂贵的奶粉，不是说孩子就没有了健康成长的机会，而这种机会，确乎在被抹杀。食品安全问题的恶果往往要被这个社会最底层的庞大的穷人消费群体来买单，这是多么悲凉的现实。

中国不只有一个“三鹿”，还有着更多的生产着低端商品，心里也并不担心销路的民营或国营厂家，他们知道，只要控制着成本，以其低廉的价格总是不会在国内市场落败，这是一个穷人大多数的社会。而且，让他们舒心的是，我们的标准和制度，总是那么“宽于律己”。如果有幸成为“产业支柱”，更会有政府配合监管部门，从媒体到网络堵上舆论的嘴。

新闻这种学科本来就是源于西方，而普世价值更是植根于这个学科当中，刘教授作为一个资深的新闻学研究者还总把文化学那些“被动文化认同”“价值观改变会付出惨重代价”十来年前的观点拿出来说事，真的要让我怀疑他是不是功成名就之后就不问世事，忽视了新闻学的与时俱进。

世界上没有无缘无故的爱也没有无缘无故的恨，文化侵袭或者价值观更替也不会凭空发生，一直以来，我们抱着抗拒和敌意来面对这种所谓精神层面的“腐蚀”，像《洋葱电影》里的阿拉伯恐怖分子一样，一边忍不住看一边诅咒“腐坏堕落的西方垃圾”。但是我认为，没有什么人可以强硬地为一个民族植入价值观，如果一种价值观大行其道就必然有它的合理性和可取之处。一个国家在输出价值观之前永远不会成为一个大国，号称坚持什么什么多少年不变的民族只是一个狭隘的，对本族文化缺乏自信的民族。时刻的不安和追本溯源的无力感才会让我们在意外人的看法。

说到文化改造文化，就像战争是消除战争的最好方法，文化不改变就无法流通，所以无论中菜西吃还是西餐中化都只是在二者不可调和的方面寻找一个出口。我们热爱美剧只是因为它轻松有趣，编剧也稍为不弱智脑残，五千年的思想桎梏，近百年的新闻封锁，现在看到了世界的一角，吸收、学习、改造、洋为中用，未必就可怕。

如果现代话语方式不建立，如果谁都不肯让步，如果我们非要把正常的文化交流提到政治的高度上去，那我们和韩国人有什么区别？只会造成一种大汉文化的沙文主义。

至于天天叫嚷的中华文明，在大部分人心中还是汉族的文明。没有一种文明能够代表国家，所以张艺谋的百千人齐诵《论语》也只代表了被儒文化统治多年的北京。当中国最后几个懂得满文的老妇逝去，当边区的少数民族因为地震遭遇灭族之灾，我们都没有文化灭亡的窒息感。说中国文化弱势而被西方长驱直入就要发生道德上的谴责么？那么少数民族被汉化才是真正的无从选择，这种文化交流却要被说成是善意的帮助。

学者永远不应该被政治化，更不应该用泛政治化的语调来教导学生。我有时候暗自YY，想我们这一批人都是未来新闻业的砥柱中流，只是经过了四年大学，经过了无数教化，不知有多少人还能够独立思考，保持一颗新闻人的心。

奥运期间不看奥运是不可能的，即使抵挡得了价值观渗透，如何抵挡无孔不入的媒体资讯？其实作为一个对体育运动一窍不通的人，我应当对奥运抱以娱乐的态度，像街道的若干大妈一样对金牌数津津乐道。看到红衣服的中国队员和红彤彤的五星红旗应当兴奋难耐肾上腺素升高。事实上，过去的我，也就是这样。

奥帆赛开幕式我被硬拉去看，人群聚集在赛场周围，贩卖小红旗和荧光棒的大妈喜笑颜开，在群情激昂的氛围中其实是容易被感染的，由此可以引申出为何崇尚独立思考的都是宅男宅女。

中国的体育制度秉承了中国人自古以来成者王侯败者寇的传统，对金牌的追逐不遗余力，这种残酷寡情让大多数运动员成了体育运动的牺牲品。冉云飞说：“把金牌和获奖看得比什么都重要，才会使体育上长出发炎出脓的民族主义和爱国主义。”我在看奥运时往往更关注那些因为稍有失误不慎与奖牌擦肩而过的运动员，那种失望以及绝望总是让人心酸，而在他们身后，还有多少连奥运也无法参加，却已然为运动奉献一生而鲜有收获的人呢？对于金牌获得者无上的青睐和媒体关注的目光让这种不平衡加剧，各类名目的破格奖金，金牌背后的丰厚收入，让体育精神变色，更让势利之风盛行。如果说商家为了吸引目光而更多关注运动明星的话，那体育总局和各级政府是否应考虑同样奖励那些并未取得成绩的沉默的大多数？

由此衍生的一个问题是，奥运的目的到底是什么？全民运动还是单纯地增强民族自豪感？职业体育对人性的违背不只是中国的问题，更是世界的问题。奥运从最初的民间活动变为职业运动的终极目标，应该算是违背初衷的吧？更何况这种运动员人生的终极赛场又与政治、国家荣誉感等一干与体育无关的东西挂钩。君不见聂卫平炮轰郎平时的爱国主义嘴脸，多么冠冕堂皇和中国味十足。

我们到底是不是一个体育强国？我记得凤哥的博客中评点奥运带来的所谓“全民运动”风潮，是建立在这个国家大部分农村的中小学连个像样的操场都没有的基础上的，这不免让人感到讽刺可悲，想想几个亿的开幕式，想想鸟巢巨蛋大裤衩所代表的新北京，想想动不动就“举国XXX”，想想我们就要把奥运精神变成民族主义精神，那么，即使获得更多的金牌，是不是也像个小家子气的“金牌大户”？

寝室再次停电，大家心安理得上自习去。是的，我们就是传说中的用电钉子户。事实上，两年中我们没有缴过一分钱电费，现在也不知道水电中心的门朝哪个方向开。平均一个月停电两次，这两天就是寝室的集体自习日。保持这一个月两次的自习频率，我已经对自己相当满意。

坐在自习室中就想用手机上鲜果，虽然多次在心中笃定未来不要做新闻人的信念，却仍然有看到什么都免不得评论一番的热情。我已经预感到这个行业必然使我心灰意冷+道德沦丧，最后不得不在哪里混口饭吃。但越来越和谐的南瓜泡沫告诉我们，真正的民主人士，不要去吃党的饭。然而普天之下莫非王土，尤其是既当不成党内和谐分子，也造不成党内斗争派系的时候，最好闭上嘴上自习去。

前一段时间华盛顿邮报还是纽约时报来着，发布了现今中国大学生思想状况调查，半称赞半讽刺中国政府聪明地通过发布各种于己有利的信息而使得“独立思考”的大学生们通过自己的“思考”再次站在政府的一边，爱国情绪的高涨将各种矛盾和声音淹没，世界一片和谐。

但是不这样又怎样呢？忙于生存和“考证”的大学生们能有时间上上新浪网并顺带活动一下大脑已经是很难得的事情了，扩招后的大学已经不再是思想者的聚集地而更似各类廉价打工者的岗前培训中心。地位低了，姿态自然也就低了，于是智商也顺带着低了。M说：“傻逼太多是这个时代最大的悲哀。”他清醒地做出判断并标榜自己“很左很爱国”，就像我也很2地标榜自己“很右很反党”一样。

然而这些，也只能是标榜着的姿态。

我一直在想的一个问题是，大量获取、分拣最及时的信息有什么用，除了满足自己不断膨胀的好奇心。昨天给小狮子的每日名言是“好奇心杀死伪正太”，事实上，好奇心不止会杀死伪正太，还会杀死时间、精力、睡眠和平常心。获知所谓的最前沿的“精英言论”除了装逼外再没用处。比如我看一五一十和草莓，而且必须要先于网监们看到，不然就会迅速被和谐。比网监勤奋的我，却并拿不到工资。

搞新闻不需要什么技术性，当一个人找不到工作屡屡碰壁总要长叹一声：“搞新闻去罢。”什么是主流思想呢？就是主子的思想，绝对权力能够确定话语权在谁手中，所以白菜说“搞新闻的都没操守。”

牛逼还是傻逼，这是一个问题。M就觉得所有的那些正义感使命感都是扯淡，终极目的是要解决问题，民主什么的都不必谈，只找矛盾解决矛盾，觉得他的做派倒像煞了党内人士，怀疑党怎么不吸收了这么个人才。所以我倒是很希望他混入党内去解决问题。还有立志文艺救国的白菜，将国人的信仰缺失和道德沦落归为文艺不兴，这些爱国青年们，但愿你们不只是呻吟。

有时候会想，爱国是什么呢？比如小时候一群小孩和另一群掐架，不只站错了阵营会遭到唾骂，连从中调停也不会有什么好结果，小孩子的理论就是“你是一班的，为什么为二班说话？”这个理论适用于余秋雨在内的一切爱国青中老年。

时常感到恐慌和胸闷，我不知这些症状是否与信息的极大丰富有关，很多图片和文字并非虚假，如同锐利的刀锋将人逼入绝境，是不是应该像小桃说的那样，闭目塞听或让自己忙碌，会比较幸福？

每次在网上发完牢骚就会觉得自己很2，因为这个世界也很2。

     比如今天子悠小朋友发生了不测，并在论坛上发帖说明时，我第一个想到的问题是，值得追踪，并可以做成一个南周式的深度报道，叙述+问责+制度拷问，再来一个较成熟的制度参考+评论，很是靠谱。丫头翘课去派出所采访，个人认为虽然是必经的程序，却未必能够获取足量的信息。关于保卫处陷入一种制度困境的报道我记得仿佛有小朋友做过了的，十分赞。

     但是面对这样的事情，面对朋友同学是受害者的状况我们的质疑会不会有力，或者对于大众的愤怒，适度的煽情是否有必要。非新闻系的很多人初做新闻时喜欢最简单地还原现场+主观评述，不可否认的是，《知音》式报道的市场在这个逐渐缺失思考的人群中正在慢慢扩大，我跟丫头说，第一不要煽动仇恨，第二不要曲解事实，第三不要用学生视角，不然我们就变成华大桂声了。不是说华大桂声不好，而是每个媒体都有自己的个性和叙事方式，我也很爱看华大桂声，他们也很有趣。

     但是当你的朋友躺在病床上，当众口一词要学校给个说法（虽然我不是很理解学校要给什么说法，保卫处出警不力？这个似乎还靠点谱）当愤怒的人们要去某地静坐，当作为新闻人的你都情绪激昂了，还能保证报道的绝对客观吗？为什么大家会愤怒，是因为面对一种特权学生属于弱势群体么？那这种强弱之对比以往有没有冲突的例子？这种愤懑的情绪爆发必然不是一朝一夕的积淀，是什么样的看不见的力量在博弈？这些都可以写可以做可以评论，不知道小朋友们要怎么进行这次报道，其实可以做得很深也很和谐，看看小朋友们的水准吧，有所期待。

     现在来关注一个新闻的做法我都觉得我有点变态了，不知道子悠和另一位受害小朋友怎么样了，祝你们安好。

    忍了很长时间没说话。

    很多人说，现在是非常时期，一定要稳定，稳定……不要天天想着质疑质疑，大家情绪上接受不了，至少会觉得你不爱国或者你理念中的普世价值有什么问题。好像质疑了就否定了生命可贵，就置灾区人民水火之中于不顾，好像质疑了军队人民子弟兵就撂挑子不救人了，家宝就飞回北京不指挥了……在这个时刻，质疑了，你就成了历史的罪人了。

    但是我真的很想问，为什么不在最好的救援时机让外国专业的救援队伍进入而是现在才放行？为什么到现在我们流向民政部的捐款还无声无息没有一点公开透明的使用方向？我们能不能避免死更多人？我们能不能避免死更多兵？为什么成都的人民现在还缺衣少粮？路不是已经通了吗？为什么各个领导现在还跟着总理转而不是回到各自的工作岗位上去指挥？为什么救灾物资的下发还在等待统一的命令？

    豆瓣上有个帖子，探讨的是“一边救援，一边质询”，我们现在状况是“一边救援，一边感动”，而CCTV的惯常模式是“一边救援，一边自我表扬”，昨天晚上的CCTV实在让我恶心得看不下去了。

    不是有人写过一个特煽情的《今夜，我们都是汶川人》吗？ 今夜，就请想象一下，你们都是汶川人，你们苟活于瓦砾和鲜血当中，你们在等待水等待食物，你们是愿意批评监督下获得更好的救援，还是愿意全世界一片欢歌赞扬“众志成城，取得胜利”而你的腿还被压在废墟之下？

因为没有一个高可信度的媒体，中国陷入了一场前所未有的世界公关危机。

一方面我们对自己本埠媒体带有浓烈政治色彩和预设立场的报道深信不疑，另一方面媒体也颇为积极地利用各类无脑愤青的爱国之心大肆宣扬“反抵抗”。

从业务的层面上来说，我们必须承认大部分西方媒体在责任感和正义感方面都要优于我们，至少在出现“失实报道”后不会选择沉默而是出面澄清。事实上，西_藏问题出现后，明明是我们将西方媒体拒之门外，把一次绝好的将反动势力划入“恐怖分子”的机会拱手让出。全世界在打击恐怖分子方面不遗余力，而我们明明作为暴力事件的受害者，为什么反过来被大部分西方媒体和民众大肆指责呢？

中国人太敏感，过去被欺侮了几十年，如今看到一点与自己心意相悖又沾点“洋”或“东洋”的言论都老大不舒服。过去矮人一头，即使如今与人一般高，心理上仍是觉得矮，非要高人一截，把人打压下去方觉得平等了。而中国的大部分媒体亦沾染了这种暴戾之气。正儿八经的社论一篇又一篇，措词激烈态度蛮横，不似解决问题，反似激化矛盾。

事实上，我们的媒体说什么，都在西方媒体和民众的意料之中，因为长时间以来的新闻管制制度早就让我们的媒体失去了公信力。而从事实的层面上来看，就拿全国最大的通讯社新华社来说，仍然作为一个纳言机构多于作为一个新闻媒体。去年在上海分社实习的时候，看见《稿费标准和考核计分办法》中有如下文字“总书记、总理批示2000元（记200分），政治局常委批示1800元（记180分），政治局委员、副总理、副委员长批示1200元（记120分），国务委员批示800元（记80分）（不重复计算）”。

一党专政、言论管制、网络封锁，这些被西方指摘的问题不是不存在，而是有它们的历史原因和不得不施行的苦衷。我们的媒体把所有的“不理解”预设为“攻击姿态”，并去指责那个媒体所在的国家亦存在诸多人权问题，就如同得意洋洋地振振有词：“你个癞痢头，有什么资格说我是秃子？”不去努力治好自己的“秃”，亦不向旁人解释这“秃”是天生的，反而以发现别人的“癞”来求心安，唉，这个民族。

“用事实说话”这个“说话”本身就存了媒体的社会态度在里面，当年新闻学概论的老师向我们提出过一个古老的问题：“到底是陈述‘事实’还是‘说话’。”其实这二者必然共存，只是谁压过谁的问题。我们的媒体说了太多的话，唱过太多的高调，甚至让外人有“狼来了”的错觉。没有一个中国媒体可以从世界的视角审时度势，发出中国的声音。我们甚至偏执地认定西方国家对中国是存着极大偏见的。既是这样，我们为何没有媒体能够“正”世界的“视听”？为何除了中国人别人都信BBC、NHK、《纽约时报》？难道只因为他们是英国人、日本人、美国人？

做媒体和做企业一样，需要良好的口碑和长期积累起来的信用度。

上大学，念新闻系，06年，我考虑的问题是如何提高自己的业务水准，是否应多多参与新闻采写活动和相应组织；07年，我怀疑的问题是，我们应做的和我们能做的存在如此大的差异，那我们毫无意义的重复劳动还有什么价值；08年，我退出记者团和相关组织，学了第二专业，并准备注会考试，经济经济，经世济国才是提升国力以自强之正途。

我不是失望的，我只是知道，会有一条艰难坎坷的道路为这些新成长起来的准新闻人预备着。

在历经N所大学的励志讲座后，李开复不会想到，他即将进入演讲的华中师范大学的某个学院将他的讲座与素质学分联系起来。2000张本科生门票在短短两个小时内被抢夺一空，甚至在博雅BBS上出现愿高价购票的帖子。

李先生的个人魅力自然不容置疑，在这个媒体和个人难得地统一起来而崇拜一种成功模式的时代，即使是“我学习，我成长”这样的陈词滥调，也照样会吸引无数渴求分享经验和捷径的年轻学子。

我不知道听一场在许多大学讲过数次，可以从网上找到影音文件的讲座究竟能提高多少“素质”，更无暇嘲笑华师如同浙江某些大学出台献血加分的规定一样出台这么一个不伦不类的“凭票根可获素质学分”是否多此一举。此时，楼下传达学院指示的小黑板已经变成了“领票通知”+“此活动不计入素质学分”。究其原委，原来是部分人由于种种原因没有领到票，若按计划行事，怕是要变成“谁起得早谁更有素质”的讽刺局面。“不患贫而患不均”，看来能否获得学分的标准并不是李先生的演讲有没有“素质含量”，而是能否每个人都有获得它的机会。

但是，这种“患不均”真的能够成为素质学分的最终推行方式吗？当素质学分也像公共必修课一样平均了，是不是每个人就都提高了“素质”，或者说就都可以“过关”，可以“顺利毕业”了呢？“凭票根获素质学分”已是滑稽，而“此次活动不计入素质学分”则更是贻笑大方。

这让我联想起前些日子“京剧进小学”引起的网络纷争，二者虽然相距甚远，其中体制内的僵化思维却是相似的。教育部一厢情愿地坐在皇城根下冥思苦想，看着本身就满口京片子的北京学生们唱两句样板戏就觉得可以向全国推行，殊不知中国并不是北京人的中国，剧种根据各地方言演化而来也是各地方剧有市场和人缘的关键所在，一门心思地要让北方文化统治全国只会让南腔北调的各种京剧充斥小学课堂。

无论是“听讲座赢素质学分”，还是“样板戏从娃娃抓起”，都让人觉得权力部门更希望把某种任务的完成简单化模式化，以便学生“安全毕业”，或者“丰富传统文化”。这种单相思式不考虑实际情况的做法确实值得商榷。

惊异于宿舍里的女孩子忽然之间冒着长粗小腿的危险每日到操场跑步，询问后被告知在11月初将有关于长跑的体能测试，据说通不过的话后果严重。上体育课时，乒乓球老师也无奈地说这是“上面”新出台的规定，虽然破坏了教学计划，也不得不完成。

“上面”从来都是如此强硬而且态度简单，教育部作为一种行政体系更愿意把大学看作自己的下属机构而不是自治实体。作为教育行政部门来干涉教学而不是服务教育恐怕也只有在这个国度才能发生。我们要修的课程，要完成的教学任务，都少不了一纸文件的约束，而这文件，往往又缺乏必要的考虑和安全论证。因为，决定它们的常常是官员而非学者。

据说，北京的某些高校，通不过体能测试的学生可能面临着肄业的危险，不知道这样的“认真贯彻”会不会在华师重演。那么，似我这般有贫血症状的孩子，偶尔的大量运动会有晕倒的危险，显然就不具备获得知识的权利了？那为何不在招录时就把我等拒之门外？若说跑不了800米就是非健康人群，该接受特殊的照顾和治疗，要送到特殊的学校去或者只能肄业，那么还不如学学古时候的巴格达，羸弱的孩子不应赋予人权，统统掐死在襁褓之中，减少了人口又提高国民身体素质，不正是教育部希望看到的么？

如果这些做不到，那么这项行政权力的行使是否合理就有待考究了。

800米或是1000米，按时跑完就算合格，体能的好坏全被跑步这一种运动形式决定。为什么呢？因为它最容易量化。有些规定的出台就是如此简单而蛮横，懒得寻求一种科学可靠的方式把一件事情做得严谨。自来水涨价尚要听证一下，这等关乎学生利益的事情却如此草率随便，难免让人想起暴政。

中国的大学常被人批判缺少一种“独立精神”，而依我看来，在缺少一个完整的自治体系下的中国大学，能发展成现在的这种情况，已经是无数人努力的结果了。一个民族的大学尚且缺少自治的能力，它的教育也就可见一斑。所以那些为了迎接一次“上面”视察而准备三五个月集体舞排练的中小学，又有什么值得诟病的呢？

没有想到，今年“炒冷饭”一样的《华中师大为350名新生生家长提供地铺住宿》会被各大网站放在头条。

从新闻的角度讲，这不新也不奇，基本与去年无二致，而且，错过了炒作的最好时机。去年8月的时候，清华家长露宿操场的事件就被炒得沸沸扬扬，学校不知是受启发还是怎样，立即在佑铭安排了家长住宿，好好运作下一定能收到好的效果。可惜似乎除了一幅获奖的摄影作品，在公众视野中收效甚微，那么今年继续炒一下也无可厚非。

但是诸如《华中师大供新生家长住宿 百余新生家长露宿清华》这样的无良新闻出现在今年，还被华大桂声转载就比较有意思了。今年有没有家长露宿清华呢？不知道。反正图片用的是去年的，报道用的也是去年的，也就是把今年华师的新闻和去年清华的新闻捏在一起，时间概念上模糊掠过，不谈是哪一年，只说8月，给人造成的印象是清华的不仁义，连着两年让家长露天睡觉。

去年不被重视的原因是，清华和北大同时爆出丑闻，自然媒体就要为了噱头放在一起，至于华师这种喽罗，在武汉本埠媒体吹嘘一下也就好了。而今年教育版的风平浪静让记者编辑们恨得牙痒痒，不让这些大学掐起来就不是他们的作风个性，于是真实性含恨退居二线。不过谁能说这新闻不真呢？真是自然真，打了擦边球而已。

武汉媒体算是最八卦无良的媒体之一，然而对于自己记者提供的这则新闻却置若罔闻，直到各大网站作为头条炒得火热才忙不迭地做了一个版之类，实在是因为这则新闻对于搜狐的编辑而言是新闻，对于常年在武汉跑教育线，去年就发过差不多稿子的武汉记者而言就显得乏味平淡了。

还有来自戴叙的八卦消息称，这新闻本身就是两个记者的权益之争导致的，媒体圈里面明争暗斗，你偷了我的灵感，我抄了你的作品，谁的照片获了奖，立刻就有人跳出来说是我的创意……当然个中详细可以私下找我和戴叙慢慢八卦。

    关于新闻的梦想，早已经在很多地方说过。今天怀鸟同学说起每个人都应该有个工作博客，不要总是每天风花雪月自怨自艾的乱糟糟的和这些混在一起——如同女人盯着自己的肚脐眼，愈发要生出些兴趣来。

    在新华网开博已经是很久以前的事情了，最不爽的地方在于它虽然把界面搞得跟新浪的老版本一模一样，却远没有新浪的开放和火爆。在这种web2.0时代，在自己的博客上写东西却不能立即得见，还要经过一段时间的审查，估计也只有新华网能做出来吧。

    那是要继续用新华网又慢又僵化的博客还是另外申请一个呢？这是个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