间歇性信息焦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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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藏羚羊之名

       ——浅谈中国媒体的舆论禁区

文/乔文心

《可可西里》不是纪录片，它只是一部电影，而且是一部主题先行，结尾具有“伟光正”特色的电影。

也许用这种生冷的口吻评价会让很多被这部电影感动的人感到不舒服，可是在中国这种舆论环境下，是不能允许出现类似《可可西里》的纪录片的，即使最终不得不定位为故事片，为了躲过广电总局的“剪刀手爱中华”，也要加一个光明的尾巴，阐明政府所做的努力。

电影只是故事，并且竭力让我们相信这只是故事。它浓墨重彩地刻画人性，当我们发现，盗猎者和巡山队员都有一个堂皇的理由——生存，那么这种社会矛盾就不仅仅是拘泥在环保上。藏区的生活是中国舆论的禁区，历史书上的寥寥数笔让曾经单纯的我们认为那里的人民和大部分人一样幸福安康，政治倾向鲜明，事实上，藏区的复杂远非我们所想。《可可西里》以藏羚羊之名掀起了西藏生活的一角，又飞快地掩上。用心的话，你能看见摄像机后面那个如履薄冰的导演。

电影尚且需要谨慎地避免戳到政治的痛处，更不要提新闻了。在中国，沉默的是大多数，能够发出声音成为舆论的是“代表人民”的媒体。虽然不知道是什么样的“人民”授予了媒体这样的权力，但是，不得不承认的是，话语权的掌握和政权的稳定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

在中国这个貌似“法制”，实则“党治”的社会，媒体被要求成为舆论的引导者，有太多的“潜规则”，首先要以“政治正确”来确保自身的安全，而这个“安全范围内的讨论”又是模糊的，没有规章和法律来界定。这让中国的媒体从业者须培养出与众不同的敏感嗅觉，报道可以深入到哪里，在什么时间段内可以有不同程度的“出轨”，政治的“宽松”到什么程度为止……都必须了解掌握。

比如08年“两会”期间，中宣部就当时宣传工作发出指示，详列二十多项具体内容，包括要营造迎接十七大的氛围，唱响主旋律；军队题材不能过分渲染武器装备；防止迎合西方的“中国威胁论”；不能宣传肯定私有制的言论；反右题材要淡化，原则上不提；坚持“反右是必要的，但被严重扩大化”口径；慎提“公共知识分子独立精神”等。本质上这种“工作条例”式的文件并不具法律效力，但是它至少传达给媒体从业人员一种政治讯息：此段时间内要注意舆论禁区。

舆论到底有没有禁区？在人们对舆论的讨论中，最主要的矛盾还是集中在舆论的本体到底是“意见”还是“态度”上，似乎舆论没有禁忌已经是毋需深究的“天赋人权”。舆论学本身进口于西方，这就牵涉到不同国家的政治文化差异。我们所说的普世价值中的“人权”是无论什么制度下都应受到保障的权利，而“话语”或者说“大脑”受到钳制的中国媒体在长期忽略“禁区”的情况下，很可能造成公权力的舆论失衡。

这种舆论形式的危险在于，当政治的扩大化宣传足以堵住所有意见，那人们只能在看似和谐的环境下身怀莫名的犹豫与不满足感。而在种种无力感之后，则会有越来越多的人因为无法改变而忽视舆论的作用。放弃手中的权利尤其是说话的权利渐渐成为这个时代的标志之一，虽然政策的决策者向来不遵从什么民意，但一味赞许放弃监督并不是绝对正确的开始。

如果政府坚信按照李普曼的“打击——反应”舆论学理论，假设公众不会寻求而只会接受信息，让舆论可控，把新闻传播者的主观意图加入新闻中的话，那么这种理论的缺陷就会暴露出来。例如在宣传国家主义的时候，由于个人的经历、心理、解读和文化程度的不同，会造成一部分“顺民”的积极学习和贯彻，同时也会遭到“精英主义”或“流氓主义”的反对。

在这个传播途径多元化的世界，真正完全可控的媒体存在，但真正完全可控的民众却不存在。

改革开放已经30年了，从30年前的两个“凡是”，到30年来的四项基本原则，虽然在以极其缓慢的步调开放着，但新闻自由、舆论监督、司法独立、政治改革依然是禁止公开自由讨论的言论禁区。如果对舆论不能提供足够的政治空间，则监督只能有名无实。直观简单的教化会弱智一个民族。

另，忽然想起与主题无关的几件事

Ps1：M总是喜欢用一个人的官话讲得如何来评价一个人的能力，而我认为不少官员都把讲一看就是愚蠢的话当成自己职场官场训练的一部分，他们也许和M想的那样，都是形左实右的体制内权力掌控者，但是但是，嫁形左实右的男人真的没问题么？

Ps2：文艺女青年都是反智主义者么？或者感觉主义者？如果是这样，我再也不说自己是文艺女青年了，连伪的都不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