间歇性信息焦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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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5年末读《我们有权知道真相》时，仅仅是因为它登上了青岛书城的畅销书排行榜。像大部分高中生一样，疲于应付考试，对未来和人生充满不确定迷惘感的十七岁少年，最容易被那些激烈的情绪化字眼所感动。现在还能断断续续记得上面的句子：“无限地逼近真相……这句话应该写在新闻的圣经上。”令人泪盈于睫。

17岁的时候谁敢说完全了解一个职业？我看父亲每日的工作不过是小心翼翼地划开病人肚子，收拾齐整再缝合起来。大部分人的人生尽是无奈琐碎的烦恼，和那个年纪的浪漫主义情怀背道而驰。而这本书却像是打开了通往另一个世界的门，充满乐趣和坎坷的道路，勇于冒险和牺牲的猛士，殉道者般慈悲高尚的情怀——靠不住的畅销书和电视剧做了多少不可思议的美化和神化——它们让我迫不及待地做出人生选择，把志愿表所有的格子填成“新闻”。

四年后我在“业务书”文件夹的深处再次看到这本书的电子版，心情已经不再激荡，那种反抗一切，质疑一切，务必追踪到底的信念甚至在学界也不被认可。但不能否认的是，正因为它，我曾经那么信仰过传媒的力量，仅凭少年的正义感和赤诚心。

这是一个太容易发表声音和作出价值判断的时代。人们可以不假思索地说出诸如“新闻都是公关稿，会计永远作假帐，医生就爱收红包”之类的话。可惜这三种我均有所了解的职业还真的不是那样，但也只能声音微小地抗议一下：“噢，是这样吗？”

这让我想起九十年代初，商业在这块土地上初次展现它宏大不可抗拒的魅惑，财富在进行着重新分配。父母的很多同事辞去公职进入商海，摸爬滚打一圈后，发觉利益链条的最高端往往是手握权力的那个人。彼时父母都很忙，只得将我带在身边，于是第一次窥见书本以外的成年人世界，就是从酒桌上的种种愤世嫉俗开始。那时节《废都》正流行，腐败是永远的话题，常见的段子是那种充满讥诮、玩世不恭的，朗朗上口又透着悲凉。我把所见所闻写到日记里，快乐模糊地觉得，相比同龄人，我更早触到了生活的本质。偏激的，粗俗的，纯粹作为情绪宣泄而失之清醒审慎的话语，是那个年代的标志之一。

十几年过去，市场也许更加规范，但制度的改革永远赶不上经济的发展，低效、繁冗、庞大的政府，须得用力推很久，才向前动几步，如若推得太急太用力，它还会担心到意识形态的层面去，倒退几步，举起大棒。这不能不令人焦虑，焦虑积聚到变为虚无，就开始产生新的段子。

而媒体，很不幸成为了段子的主角之一。

公正的监督都是扯淡，娱乐化和广告业才是正途；起先被当做宣传机器不信任，而后又被商业力量腐蚀，进行无数见不得人的交易；假新闻层出不穷，记者素质低下有目共睹……这个行业甚至无法吸引那些最具人文情怀的知识分子加入。

他们只是在谋生，他们没有信仰。

是谁说过的：“每个新闻人的额上都刻着公正，只有不断地叩首，才能把它刻在地上，所以，他们必是虔诚的圣徒。”

回望四年前热血沸腾的少年，她的梦想到哪去了？是终结于马列新闻的课堂上，还是在实习期第一次被塞红包？

我想念她。